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只有14.3万人，但到了2008年迅猛增至393万人。短短几年间规模扩大27.48倍。而同期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量只增长了了1．4倍。

　　规模急剧膨胀的同时，质量却没有相应提升，民办高校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甚至还不如以前。原因何在？一位与会专家一语中的：“专业设置偏重文科且相互雷同的低成本扩张之路，把中国民办高校带入了水深火热的‘红海’。”

　　据这位专家透露，由于文科类专业办学成本低，国内绝大多数民办高校的学科设置主要集中在外语、经济管理、旅游、会计等文科专业，以及个别应用性较广的学科领域。而这些专业恰恰是市场上最难找到工作的专业。以福建省为例，民办高校共设有100多个专业，90％是文科类专业。

　　学费贵过清华北大，学生生存能力比不上农民工

　　同年代“出生”，同时姓“民”，为什么时至今日，民办高等教育与民营经济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

　　湖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副秘书长黄为说：“民办高校最初是从文化补习班起步。”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大量的高考落榜者仍有迫切学习的愿望与取得学历的诉求。民办高校主办者开始走拼凑办学的创业之路，房子是租的，老师是社会上招聘的，开办文化补习班、学历自考班等。

　　30多年过去，2008年全国民办高校达到640所，但其专业设置均以文科为主，并依据公办本科院校的专业课程“照葫芦画瓢”。对于办学投资者来说，这样办学“投入少，产出大，来钱快”。

　　江苏省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自雄曾参与无锡南洋学院的筹办。他说，为降低前期投资，民办高校设置专业都会选择办学成本比较低的文科专业，当年，这些专业对人才需求量也比较大；个别民办高校虽然涉足了理工科，但都是租用同城公办高校的实验室与实习场地，以减少投资成本。

　　黄为副秘书长介绍，同样一个班，同样的学生规模，理工科专业的投资是文科的数倍，不但要投资一大笔钱建设实验室与实习场地，采购设备器材，而且理工科的老师打着灯笼都难找，即使能请到，费用也比较高。而办文科专业，只要有几本书、粉笔和一块黑板就能办得起来，师资一般可以从高校退休老师队伍中捞，实在捞不到就找一些在读的研究生、本科生来兼职，出现“本科生教本科生”的现象，师资队伍还极不稳定。

　　“文科类专业不进学校都可以自学。”一位民办高校的负责人说，除了国家计划内招生外，民办高校的学生大多数是高考分数线之下的群体。生源质量本身就不高，再加上师资差、学风差，管理跟不上，民办高校培养的学生找工作非常难。

　　某省民办教育协会从民办高校招聘了几名文秘、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但协会领导对这些毕业生并不满意，认为他们底子差，工作迟迟上不了手，还不如高中毕业生吃苦耐劳。

　　马自雄副会长说，民办高校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确保招生规模，分数线年年往下降，最后导致生源质量越来越差，教育质量出现问题，“出口”不畅通，反过来又影响学生“进口”与民办高校的口碑。

　　经历前几年低成本规模扩张的高峰后，民办高校2009年进入历史的低谷。北京工商管理专修学院院长助理周玉洁分析，实际上民办高校自2007年就开始走下坡路，只是当初大家没有觉察到而已。以前学生高考成绩若达不到500分，根本进不了民办高校的门，现在很多省区市，学生只要达到200分就可以随便上。

　　办学成本虽然不高，但民办高校制定收费标准时往往“就高不就低”，每学年学费远远高于公办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院长李杰说，部属高校一年学费大概是六七千元，可一些民办高校的学费要上万元。这个数字表面上看比公办院校高，但公办高校每招收一名学生有国家拨付的一万五六千元的生均经费，而民办高校办学只能靠收取学生学费。

　　前段时间，周玉洁到湖南、广西农村调查时就听到不少农村学生家长抱怨说：“民办高校有什么好读的，学费贵过清华北大，学生生存能力不如农民工。”

　　民办高校兴起之初，是一些从高校退休的教授或具有深厚教育情结的人士在演主角。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批纯粹的商人大举进军民办高等教育领域。

　　一位民办教育界的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大部分民办高校原始资本积累是“空手套白狼”，收取学生学费滚动发展，而不是注入式发展。即使有实力的企业投资办学，也急于收回投资。

　　尽管《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学校取得合理回报进行了限定，但在内行人看来这是“皇帝的新装”，民办高校的主办者肯定是要赚钱的。不少民办高校主办者都说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实际上都是冲着“赚钱”来的，“干什么不如干教育”。

　　以营利为目的使民办高校办学缺乏长远规划，这就是民办高校为什么竞相开设短、平、快的文科专业，热衷“圈钱”、“圈地”，鲜有涉足投资大、收益期长的理科专业的主要原因。

　　“明渠不开，暗道丛生。”某省民办教育协会负责人说，主办者对民办高校没有产权无所谓，只要有支配权即可，即怎么花钱我说了算，然后通过“蚂蚁搬家”等方式、渠道把办学赚的钱投资到其他产业领域。

　　某投资办学者就把中部一所民办高校与母体企业一起打包上市，作为企业融资的一张招牌，获取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学校高管层也不时接到以山东、上海分公司的名义发的工资。

　　在生源锐减的背景下，部分民办高校又推出应急之招，纷纷把校名改为某某科技大学、科技学院等时髦名字忽悠考生和家长。因为普通百姓一听到科技大学、科技学院，就以为是吃香的行当，但当孩子真正进入此类民办高校后发现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一位刚从中部某民办高校跳槽的校长助理说，去年负责招生时，他回到老家动员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孩子到这所学校去读书，但后来担心农村孩子交了昂贵学费，到头来学不到什么技能，找不到工作“惹麻烦”，最后“良心发现”空手而归。

　　这名校长助理说，现在在不同场合呼吁政府重视民办教育的都是民办高校的投资者，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投资利益最大化进行博弈。实际上，真正的弱势群体是民办高校的学生，谁来关心他们的出路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