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南希·阿特韦尔在美国缅因州的农村开了家教育与学习中心(CTL)，她从不关心考试成绩，只是努力让教室成为“充满智慧和欢乐的地方”，而不是压力和沮丧的来源。不久前，她凭借在发展学生阅读写作技巧方面的成功，成为首届“教育界诺贝尔奖”——“全球教学奖”的获得者，并将100万美元奖金全部捐给了这所非营利示范学校。

　　“我的学校可以再活10年了!”

　　在迪拜的全球教育与技能论坛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宣读时，63岁的阿特韦尔“目瞪口呆”。“在念我的名字吗?我是不是幻听了?”她向《今日美国》报回忆道，获奖让她激动和惊讶，她的学生们更是欣喜若狂，事后还为她举办了一个热闹的庆祝派对。

　　正如美国《人物》杂志所说，从127个国家的1300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全球最棒教师”的称号，对阿特韦尔而言，不仅是对她42年辛勤工作的认可，更证明她多年来倡导的非传统教学方法不仅重要、有价值，而且十分成功。

　　据英国《卫报》报道，为方便开展一对一教学，阿特韦尔的CIL从幼儿园到8年级最多招收80名学生。她的大多数学生在高中表现良好，97%的人被大学录取。

　　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来到这所学校“取经”，希望将她的理念带回自己的课堂。阿特韦尔的教学方法已被证明适合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美国《福布斯》杂志称，她教学的本质是创造性的、有趣的。

　　阿特韦尔打算将100万美元奖金捐给学校，这是个“算不上无私、但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决定。当被问到如何使用这笔钱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可以把屋顶修修，再买两个新的锅炉和很多很多书。”学校的锅炉已经25岁“高龄”，用透明胶带和口香糖修修补补过很多次，买书的经费也总是捉襟见肘，“从来没有足够用的钱”。

　　“这就像个奇迹，意味着我的学校可以再活10年!”她告诉《今日美国》报，“这保证了这么多孩子的未来，我们可以继续影响其他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学习的本质就应该是快乐

　　在获奖感言中，阿特韦尔援引了20世纪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的作品：“快乐的日子使我们明智。”在她看来，学习的本质就应该是快乐。

　　1973年在纽约西部开始自己最初的教学生涯时，这个英语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只是打算混口饭吃，教学也只是她求职的“B计划”。但面对满教室7、8年级的学生，她很快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工作”，“和孩子们讨论书籍似乎是世界上最棒的事”。

　　“这是个重要的年龄段，孩子们开始树立自己的世界观，追寻成人世界的法则。”她告诉《卫报》，她不仅是老师，也跟这群孩子的生活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那段时间里，阿特韦尔意识到学生对她布置的书籍阅读和写作并不很着迷，她便开始研究教学方法，并无意中发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唐纳德·格雷夫斯针对儿童早期教育的“写作工作坊”，这是一种鼓励学生选择和自我表达的教学方法。

　　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阿特韦尔的课堂。她逐渐取消作业，贡献自己的“私藏”来建设汇集了各种文学作品的“教室图书馆”，允许孩子们自主选择阅读和写作主题，并按自己的节奏与老师一对一沟通。

　　“当我放开对教室的最后一点控制，将权利交给学生时，他们作出了精彩、明智的选择。”她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能够与孩子们分享我的激情，让他们享受阅读和写作的过程并逐渐发现自己，真是激动人心。”

　　但由于当时还在公立学校的系统内，阿特韦尔只能未经许可偷偷搞创新。直到1990年的一次旅行，她才下定决心结束在纽约的生活，“拖家带狗”地来到缅因州农村定居，并自己出钱开了一家CTL进行教学实验。

　　在这所特殊的学校，传统的师生关系变成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学生们阅读之余创办了一家专为其他年轻读者推荐书目的网站，还在阿特韦尔的引导下尽可能多地接触文化和传统。

　　“我们一起庆祝中国的春节、墨西哥的亡灵节和伊斯兰教的斋月，我想让他们对整个社会有了解、有热情，而非仅仅困在缅因州农村的这一方小天地。”她说。

　　不希望学生去公立学校当老师

　　在颁奖典礼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告诉观众，他仍能记住他所有老师的名字，全球教学奖的设立有助于“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教育行业”，并让教育“重返最受尊敬职业的地位”。

　　国际经合组织教育主任安德烈亚斯·施莱科也告诉BBC，教师的地位反映在国际测试结果中，教学水平高的亚洲国家教师社会地位较高。“如果教师觉得社会重视他们的工作，他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他说。

　　不过，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这位颇以教师身份自豪的世界顶级教学专家并不愿让自己的学生去公立学校当教师。目睹这个国家庞大的公立学校系统专注于基础设施和标准化考试，阿特韦尔感到担忧。

　　“教师成了技术员，只会照本宣科没什么用的教材。这是商业模式，而非教学或学习科学的艺术。”阿特韦尔不同意将共同核心作为教育标准，因为它太重视考试成绩而非学生素质，“一刀切”地压抑学生的个性。

　　“获奖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点，不怎么考虑考试分数，我们谈论的是使孩子们的生活发生真正有意义的变化。”她告诉英国《独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