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大陆地区出国留学人员和留学回国人员的数量始终处于“双向持续增长”的基本态势，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巨变。

　　根据教育部历年的统计数据以及近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1978年至2013年期间陆续出国、回国以及仍在世界各地留学或就职、就业的中国各类留学人员总数已达到310余万人。

　　当然，在中国出国留学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面临各种难题和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

　　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与教育发展“正未有穷期”，在历年“国际重大科技事件”中较少见到华人或国人的“身影”。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被称为“慕课”的“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s）”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其“学生的自由度更高、选择面更宽、互动性更强，科研成果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等优势将会极大地转变以往的人才培养理念，变革传统教育模式和学习体系;还有预测认为，“大数据”与“大科学”时代将给教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这一切都必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留学事业未来的走向与发展路径。近期，出国留学中的若干现象和问题值得我们深入观察、思考与研究。

　　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规模符合本国的基本国情

　　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可以归纳出，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群体具有“知识化、年轻化、国际化；学历高、层次高、收入高;增速快、成长快、成才快”等9个基本特征，且整体规模已排在世界前列。

　　但若与国内1.2亿人的知识分子总量或3325万人的高等教育总规模相比，35年里仅310余万人的留学人员总数，应该算不上是一个非常显赫的数据。

　　而2012年全年仅20多万人留学回国，被某些机构、媒体或个人渲染为“史上最大回国潮”，显得有些夸张。

　　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针对一小部分留学回国人员的统计数据显示，近10多年间，由于“1年期留学硕士”的性价比较高，以至于留学回国人员中硕士学位持有者所占比例一路飙升，从2001年的43.2%、2002年的47.1%、2003年的57.2%、2004年的64.2%，到2005年的73.4%，截至2012年基本维持在76%左右。

　　而同期获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者所占的比例则不断下降，从2001年的35.7%、2002年的28.1%、2003年的18.6%、2004年的14.4%，到2005年的9.2%，截至2012年基本维持在11%左右。

　　当前回国的人数、规模和层次都远谈不上“回国潮”，更谈不上“一浪高过一浪”。引进人才不能片面看重数量，关键要注重质量，更不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沾沾自喜。

　　实际上，中国引进高端留学人才工作的形势依然很严峻，困难重重、任重道远。随着出国留学人员数量的持续增加，今后若干年内陆续回国的留学人员也会有所增加。

　　但不论我们的留学人员“回国多和少、层次高与低、回来早或迟”，做好相应的服务和保障工作，对于政府部门和相关的职能机构来说，都是需要长期坚持做好的事情。

　　实际上，目前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人员总量占总人口比例的整体规模，以及学成后回国的留学人员数量等数据，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其发展速度与国内其他行业领域相比较也基本上是同步的，即35年来有过低、中、高速增长，却几乎没有“负增长”。

　　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即“人口基数较大，经济发展较快，消费逐步升级”，以及对国际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等。

　　且在很多情况下的自费留学行为，实际上已经逐渐成为许多中国家庭日趋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我们不赞成少数不负责任的媒体和个人对出国留学活动和留学现象不切实际、不着边际地过度炒作式描述；我们也不认可某些人员通过引用“二手”、陈旧或来路不明的数据对留学现状不负责任地所谓“解读”、“分析”或“发布”。

　　如有媒体称，2012年通过中介办理的留学人数占到44%，而2年前通过中介留学的比例为60%。

　　又如，国内某民办机构根据中介机构的规模、业务能力、市场成长空间、资质、信誉和知名度等，推出所谓“留学中介机构排名”，排名靠前的北京某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中的部分高管人员却因倒卖进京户口指标、涉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而所谓的“进入‘智力回流期’”，“出、归‘赤字’超过150万人”，“为啥有150万那么多留学生不回来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名校退学率高达25%”，“未来5年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等，经不起推敲和分析，令人难以信服，因此有关机构和媒体应该慎重引用。

　　客观定位留学回国人员的数量、质量与地位

　　留学回国人才在中国教育、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部分留学回国人员先后成长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生力军，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与此同时，为了吸引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全球精英留学生，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调整相关政策。

　　有关事实证明，中国高层次人才国际流动方向总体上仍然处于“流出量大于流入量”的状态。具体数据也表明，目前中国仍属于高端人才流失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如据美国政府研究机构的数据，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方面博士学位、5年后仍然滞留在美国的毕业生中，中国滞留率最高，达到92%。

　　再如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于2013年公开表示，中国人才队伍的规模、结构和素质等，与世界先进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

　　虽然中国已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一人力资源大国，但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

　　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通过不断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行列；35年来，虽有百多万留学人员先后学成回国，但其中高层次人才仅约2万人。

　　国内研究人才政策的相关人员也表示，中国的人才计划依然存在不足，一些措施只重视短期效应，不重视可持续性；只考虑引进方式，不注重人才引进后的成长机制。

　　这些问题造成很多人才计划并未真正引进顶尖人才，导致中国依然面临顶尖人才引进难、缺乏竞争力的现实。

　　另悉，从1990年到2013年，全球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人数由425万人升至934万人，激增了119.6%，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输出国。

　　据2013年的统计，除美国外，接收中国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为加拿大、日本和新加坡。联合国人口司2013年9月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出生的美国移民达到220万人，已成为美国第二大新移民群体。

　　据调查，2004年至2012年，以“合法居英十年”资格获得英国永居身份的中国留学生比例从1.16%攀升到15.04%；预计在未来5年内，每年也将会有千余名中国留学生获得英国永居身份。

　　据统计，2012年在日本就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最多，为7032人，占全部申请者的64%，且比上一年增长了31.6%。

　　同时，通过调研我们也注意到，当代多数普通的留学人员在专业、就业、择业的价值取向和心态上与没有留学背景的人员相比，实际上并不存在太多的差异性、特殊性和局限性。

　　过多或过分渲染留学人员的“特殊性”是将其凌驾于公众之上、分离于国民之外的不负责行为，对非留学人员群体也是不公平的。“神化”或“鬼化”留学回国人员的倾向都是不正常、不真实的，也是不可取的。

　　留学活动中的各类安全问题引起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根据我们的调查，近年来涉及中国留学生遇袭、疾病、意外伤害、自杀、违法等事件呈明显上升趋势，还有一些留学生长期不与国内亲人联系，给本人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也给家庭带来极大痛苦。

　　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安全形势虽然总体不错，但是，近几年来经济状况一直不佳，致使部分地区治安状况持续恶化，特别是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给欧洲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其中仅2013年上半年在全欧洲发生的涉及中国企业和人员的领事保护案件就达到340起以上，一些国家的执法部门涉华案件侦破速度比较缓慢，没能有效地遏制事态恶化。

　　另有一种威胁留学人员安全的现象值得关注，即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不法人员利用新出去的在外留学人员与国内家人“通讯不便、联系不畅、情况不熟”等弱点，盗取留学生的QQ号，并冒用国内家人的名义实施诈骗的案例屡见不鲜，令留学生家长损失惨重。

　　作为留学安全的一个方面，“留学低龄化”的现象和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对此外交部领事司认为，中国留学生低龄化现象突出，且部分留学生缺乏社会和生活经验，安全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不足。
　
　　不可否认，与成年留学生相比，小留学生缺少自立、自制能力，心理生理方面都不尽成熟，独立生活和独立学习的能力偏弱，比较难以适应复杂的国际环境，在没有家长照顾的情况下，可能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尽管有上述情况的不断发生，据媒体报道，近几年中国大陆18岁以下留学者的比例仍约占自费留学人员总数的20%至30%左右，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从而引发了诸如“留学效益与利弊得失、教育体制改革、人才成长路径、人才选拔制度、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和提升高教竞争力”等方面的讨论。

　　留学低龄化的利弊得失不能简单地妄下结论，而需要具体分析、综合考量与科学观察。很多充满活力的青年或低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理由之一，也正是考虑到国外教育体制的先进性、创新性和应用性，且相比国内而言会有更多的选择性、可塑性与灵活性。

　　随着中国留学人员数量的快速增长，涉及留学人员安全问题的类型和范围也不断扩大，除了传统观点认定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伤害等，“留学安全”已从单纯的“留学者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内涵，扩展至留学生的心理安全及学习安全等更宽泛的范畴。

　　同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造成教育交流的非对等性，导致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不对等的单向渗透，从而被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实现其特有目的的政治化手段。

　　因此，广义的“留学安全”定义是指学生、学者在境外留学或访问研究期间的生活和学习不受到威胁性干涉或危险性影响的一种状态，当代留学安全的内容已经包含了留学人才安全、留学文化安全、留学课题安全、境外学历学位安全、留学政治安全、留学人身及财产安全等更多更复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