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香港大学都显现为内地高校学习的典范。不过，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两地大学渐呈竞争之势，有关二者优劣的辩论开始兴起。要恰当地评价相关话题，就必须回到最原初的问题：何谓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在现代语境中，这意味着塑造合格的现代公民。按照卢梭等人给出的定义，公民乃是国家主权权威的参与者，既不要求他人臣服，也不臣服于他人，使命是与其他个体平等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从这个角度看，香港秉承的大学理仍为内地高校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参照：虽然香港大学具有不同的模式和风格，但它们都直接延续了现代大学理念——联合中的自治。

　　现代大学发源于各个学院的联合。最初，部分相对富有的牧师为了弘扬经典，推动人们研究教理，出资兴建了彼此独立的学院。后来，各个学院联合起来，形成了延续近千年的学术共同体——大学。在勘察西方大学的起源时，著名学者米诺格发现它们是“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像巨浪般席卷整个欧洲的联合本能的产物”，欧洲的教师和学生们将“联合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由于联合精神的引导，早期的西方大学超越了等级制的藩篱，“依赖才能而非血统遴选其成员”。在联合造就的文化氛围中，守护自由、获得真理、发展知识成为大学精神的核心。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学发展为更为宽容的联合体，其文化生态更为多元。

　　受西方文化影响和熏陶，香港大学也将自己定位为联合体。譬如，香港中文大学就由四所书院组成。除资源分配和招生政策等由本部管理外，各书院行政独立，享有发展的自由。再如，依据香港法令规定，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校董事会。最重要的决策均由校董事会执行。学校日常的大部分工作则由教务委员会处理。教务委员会由教授和学生代表组成。只要是在教务方面的决策，校董会都会尊重教务会的有关决定。在“教授治校”形成的强大气场中，官本位思想虽然未必全无踪迹，但也会受到强有力的遏制。为了更好地进行师生对话，香港大学等名校倡导通识教育，经常举办工作坊，鼓励学生参与。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更容易培育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创造力，成长为现代公民。许多从香港归来的学子就洋溢着相应的精神气质。

　　相比之下，内地大学近年来尽管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距离“联合”境界仍很远：它延续了等级制的建构模式，依旧采用行政管理模式，普通教师处于无权无势的悬空状态;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关系远未建立，灌输式教学法大行其道;缺乏多元主义文化氛围，部分为师者无视现代文明法则，公开传播暴力语言;学生鲜有机会与教师平等交流，更难以直接参与大学的管理。由于没有形成以联合为核心的大学精神，中国的高等院校普遍出现了包括官本位、中心化、学术腐败、创新能力孱弱在内的诸多问题。由此可见，在道(精神)和器(具体管理方式)两个层面，两地大学之间仍存在“文化时差”。在大体上消除了这个时差之后，再讨论二者的竞争恐怕更为合适。